对暴恐分子的致命反击！ —— 刘伯承老师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转]

商水

　　作者：大上造

    一、从近两年暴恐袭击事件的迹象，看敌人的演变与战术思路

　　自去年以来，爆恐事件频发，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反恐维稳要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难题，非一日一时可见成效。在当今严峻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像真正的军事家那样，越是面对疯狂的敌人，越是要冷静思考，抓住敌人的要害，给予致命反击。

　　如何正确认识爆恐份子的思路与战术，找出其要害？这令人不禁想起了刘伯承老帅的“利害变换线”思想。

　　刘老帅认为，在抗日战争中，我处于内线作战，与围攻的敌人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利害变换线”。当敌人掌握主动权，有效地控制住这条线（即合击圈）的时候，就处于有利的围歼态势，而我被围攻的一方就有受害的可能。如我能在敌人合击图将拢未拢之前，乘敌之隙，突破敌人弱的一路，跳出圈（线）外，转到外线作战，内外线互相配合，夹击敌人，使敌腹背受敌，即能化险为夷，变害为利。

　　怎样趋利避害，掌握“利害变换线”上的主动权呢？刘伯承老帅用兵的诀窍就是两个字：“机动”！“寻求有利’的机动”！“求得有力的机动”！他精辟地指出：“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需要特别机动。”“在战术上最值得发扬的就是‘英勇的机动’。‘机动’就是趋利避害的军事行动。趋利要扩大到完全消灭敌人，避害要扩大到不遭受敌人丝毫意外的损害”。

　　我们如果把刘老帅的思想反过来，看近两年爆恐份子的战术，就不难看出，敌人正在试图通过“机动”，掌握“利害变换线”上的主动权。

　　2013年，爆恐事件主要发生在南疆，爆恐份子处于被动的守势，一旦被发现就只能坐等被歼。此后不久，20万基层干部下乡，“铁壁合围”拉开序幕。于是爆恐份子的“机动”就开始了：一路向西，去吉尔吉斯斯坦搞武器，结果被歼。另一路向东，于是发生了吐鲁番的爆恐袭击。

　　由于这两股敌人“机动”的范围过窄，未能真正跳到“外线”，所以这一阶段敌人损失惨重，却未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于是，敌人开始寻求向更大范围内的机动，直至跳到真正的“外线”：北京金水桥事件、昆明爆恐袭击案、广州车站爆恐事件就是证明。由于敌人出现在“外线”，一度掌握了主动，所以给我方造成了严重伤亡。

　　接下来，我方在内地大城市、延边境各省的警戒不断强化，于是原来的“外线”变成了“内线”，敌人又开始向XJ大城市“机动”，于是发生了乌市的两起爆恐袭击。

　　这些迹象表明，敌人正企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机动”掌握主动，反陷我于被动。所以，且不可认为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更不可将其一概想像成“独狼”。

　　从最近一系列爆恐事件反映出的迹象看，爆恐份子内部也有“正规军”和“独狼游击队”的分工。像北京金水桥事件、昆明爆恐袭击以及乌市的两起事件，就明显是有组织、有预谋、有准备的。有组织的“爆恐正规军”做了大案后，一般会有一两起“独狼游击队”起而效尤。后者是给前者打掩护的，吸引、牵制我方力量于“内线”，而真正的“爆恐正规军”则趁机向“外线”机动，制造更大的袭击事件，然后故伎重演。如此以来，我方有限的力量就会在内外线之间疲于奔命，逐步陷入全面被动，伤亡也会越来越惨重。

　　显然，能够有效地组织起内外线大范围机动，并协调好“正规军”与“游击队”的配合，这绝非“独狼”能做到的。所以，现在有理由认为，就在XJ或国内某个地方，存在一个隐蔽、精干、经验丰富、情报灵通且具有一定游击战术素养的“爆恐指挥中心”。不把这伙最危险的敌人的战术破坏掉，直至把他们消灭掉，反恐维稳将难以摆脱被动局面。

　　二、从乌市两起暴恐袭击事件看我方应汲取的教训

　　乌市“4.30”事件和“5.22”事件接连发生，尤其是后者，不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且发生在“亚信峰会”和“中俄军演”这一敏感关头，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探讨、总结的内容。

　　暴恐份子之所以在一个地方接连制造两起袭击，显然是下定决心非要作出大案不可，为此他们进行了精心准备。现在有理由认为，“4.30”和“5.22”是为同一目的准备的“两套方案”，因为前者未能造成他们预想的效果，所以20多天以后就实施了第二方案。从“4.30”事件发生后，我方未能及时察觉其后续动作的迹象看，暴恐份子不仅对在乌市长期潜伏、做大案信心十足，而且为此建立了相当科学、严密的组织。这两个“方案”，极有可能是由其“指挥中心”事先策划好，并交给两个互相独立、与核心策划者“单线联系”的“项目组”分头去准备，最后由所谓“战地指挥官”相机下令实施的。在“4.30”事件实施时，作为后备的“5.22项目组”及指挥中心核心成员很可能事先已机动隐蔽到乌市以外，待后来发现预期落空，这才陆续花了20多天重新回到乌市实施“5.22”。

　　如前所述，暴恐份子很可能有这样一个隐蔽、精干的“指挥中心”，那这个“中心”究竟在那里落脚呢？从乌市这两起袭击事件中，不难看出，前一阶段这个“中心”及其核心人物，极有可能就在乌市，并且有把握在当地长期埋伏，伺机做大案。这说明敌人在乌市根基甚深，甚至可能已形成了以乌市为中心、覆盖全疆乃至全国的、类似座山雕“先遣图”的据点网络。

　　“暴恐中心”在乌市乃至全国会依托哪些人形成牢固、隐蔽的据点呢？我们知道，2009年“泣午”事件后，乌市对暴恐份子进行了打击，但有一类人因种种原因并未受到严厉制裁。不妨合理推测：4-5年时间过去了，这类人从学校走向了乌市、全疆乃至全国，他们原来参与过的组织在别处恢复过来后，又开始通过种种途径找到他们，于是或自愿、或被胁迫（他们当初参与“泣午”的证据多半就在“老前辈”们手里），成了“暴恐中心”的“堡垒户”。由于这些人有较为过硬的社会关系，身份、地位也不同于低层次的小喽啰，甚至有些人就在基层政府机关任职，这无疑给暴恐份子的核心成员既增加了可靠的落脚点，也使其能随时了解我方动向。

　　从这两起袭击事件中，可以看出我方最应当汲取的教训是：不应主观地将敌人一概想像成所谓“独狼”。

　　“4.30”事件爆发后，我方之所以在长达20多天时间未能挖出其幕后策划者，也未能及时察觉其后续动作，除了敌人依托单线联系的“项目组”的反侦察手段外，我方片面地将这一事件，以及这之前发生的几起事件认定为“独狼式袭击”是最主要的主观原因。其实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我方在发生暴恐袭击事件后，只停留在处理表面的几伙小喽啰的层次，对幕后最危险的“暴恐中心”迟迟不去深挖，甚至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以至于处处救火处处被动。


　　三、分析暴恐份子下一步的动向


　　综上所述，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不再是单纯的无组织能力的“独狼”，而是已经演变成了有严密的组织和一定的统一指挥协调能力的“独狼游击队+暴恐正规军”，其背后已隐约可见一个最危险的“指挥中心”。对付这样的敌人，就再也不能还像从前那样，而要正视它，拿出像与正规军队作战一样的、科学合理的战术，去战胜它、消灭它。

　　下一步，暴恐份子又该怎样行动呢？按照刘伯承老帅“利害变换线”思想推测，乌市目前就成了我方之“内线”，所以，暴恐份子多半会调动“独狼”，在乌市或疆内其他地方搞几起小的袭击，以进一步牵制我方力量于“内线”，而其“中心”的核心人员，则早已跳到“外线”隐蔽。待通讯联络恢复、经费充足后（从最近几起事件看，大约需20-30天），再在“外线”搞出更大的袭击事件，把我方力量从乌市调开，接下来就会回到乌市或疆内，故伎重演。

　　如前所述，有迹象表明乌市是暴恐“指挥中心”苦心经营多年的一个核心阵地，暴恐份子绝不会轻易放弃，所以，事先敌人极有可能就谋划过日后如何重返的策略。要把我方力量从乌市调开，就必须在“外线”搞出至少不亚于“5.22”的事件，而且影响要足够大。以此观之，疆内乃至于西部各地恐怕均不足以有如此效果，所以，暴恐份子下一个袭击的目标，有可能是北京、上海、武汉、郑州等中东部大城市，采取的具体手段，很有可能是类似印度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那样的、多点突袭、造成群死群伤的方式。

　　那么，我方应如何反击？


　　四、从刘伯承老帅的“利害变换线”思想思考我方的反击策略

　　眼前的事实告诫我们：敌人已经变了，不再是单纯的“独狼”，而是“指挥中心”控制下的“暴恐正规军+独狼游击队”。再像以前那样，用对付零星孤立袭击事件甚至一般刑事案件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办法，已经不合时宜了。


　　首先从战略上，要尽快形成对暴恐份子的多层次的“铁壁合围”，不仅在乌市、疆内，而且要覆盖到全国，让暴恐份子即使跳出小的包围圈，也逃不出大包围圈。这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效协调起全国的力量，辅之以必要的技术手段，严密布控。这显然需要时间。

　　其次，要让敌人无法准确判断“内线”与“外线”。所以，乌市的警戒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不彻底挖掉暴恐份子所有的据点、根基和社会关系，甚至不等到敌人来自投罗网之前，无论其他地方如何，绝不收兵。另一方面，我方要在“外线”地区抓紧时间行动，尤其是在东中部大城市及其附近，在20-30天时间内彻底打掉暴恐份子的落脚点，防患于未然，为乌市及疆内的深挖创造良好条件。要赶快动员、组织起群众性的治安力量，建立所谓“内线之内线”和“外线之内线”，使我之“内线”迅速靠近到每一个暴恐份子身边，让他们变成囚笼内既瞎又聋的困兽。这样一来，会给敌人造成处处碰壁、处处是“内线”的感觉，使其丧失准确的判断。



　　在对暴恐份子的战略包围就绪之前，最大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我们必须思考：在当前敌暗我明、我之“内线”与“外线”皆在敌视野之内的情况下，如何迅变被动为主动？


　　其实，刘老帅的“利害变换线”思想已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合理分工、找准目标，以破坏敌机动能力、判断能力为重点，稳准狠地对敌发起致命反击。


　　首先，如何合理分工？


　　从敌人的动向看，敌人的整个系统可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处于整个系统核心的“指挥中心”+与指挥中心联系最紧密的“暴恐正规军”+处于外围的分散活动的“独狼游击队”+为全系统提供支持的据点、通讯网络、交通站等。


　　我方应针对每一个部分，动员起各方面力量，并确定各个反恐部门和力量的分工，改变以前单纯依赖公安+特警包办一切的做法。


　　其中，站在街头巡逻的公安警力、有能力深入社区联系群众的治安联防力量，以及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力量，应主要用于发现、歼灭“独狼”，以及挖掉、切断其依托的落脚点、联系网络。训练有素、枕戈待战的特警则应主要负责根据前者提供的情报，及时主动出击消灭“暴恐正规军”。


　　至于最核心的“暴恐指挥中心”，则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组建一个隐蔽、精干、具有强大协调能力的作战指挥组，以及其直属的、具有强大情报和机动能力的特别小分队，来专门负责迷惑、引诱、跟踪、伏击这伙最危险的敌人，直至将其彻底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