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

赢政221

    1909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第一大“罪状”是“残贼同志”，共有五件事，一是河口起事，孙中山在槟榔屿报销了30万，在新加坡则说是8万，“盖因地制宜而说谎话”，河口同志为法国人不容，来到新加坡，当地同志责问何姓的镇南关粮台，既有8万军饷，何故退兵。何很愤怒，因为压根就没有这笔款，他们在河口自筹了2万，还被胡汉民取走五千。从河口、镇南关、钦州、廉州亡命到新加坡的同志相约签名、公布此事，共有200多人签名。曾参与孙中山在惠州发动起义的曾直卿虽然也是反对孙中山之人，但“恐碍于团体名誉，为反对党及官府所见笑”，劝止他们。孙中山得到消息，嘱人到知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目为在埠抢劫之强徒，凡八人，欲掩执之，幸有告者，乃始得免，而逃避香港（类此者尚多）”。

二是河口、镇南关退出的同志到新加坡后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新加坡的同志与孙中山商量，共同设法，孙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新加坡同志不忍心，筹款替他们赎身。孙中山却“借此招呼同志之名目，向各埠筹款，名之曰善后事宜”。

三是广西参将梁秀清因故投身革命党，孙中山常利用他，设法愚弄，梁愤怒，得罪了孙中山。当他到新加坡，孙中山“密嘱其党某某某欲毒之以灭口，事为某某某兄所知，密以告梁，乃得不死（类此者尚多）”。

四是潮州志士许君秋本是资本家，倾家革命，黄冈起义他得到孙中山给的三千元经费，孙却对同志称是七八万。许因为经费不足，自行向暹罗筹款，孙中山“恶之，尽力诋毁”，甚至向警察举报许家窝藏窃贼，许等正好外出才得免。

五是凡反对孙中山的人，他都诬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对陶成章就是。

    第二大“罪状”是“蒙蔽同志”，共列举了三项事实，一是南洋《中兴报》实际上只是孙中山“一人之机关而已”，对于《民报》说是筹款困难，对《中兴报》则“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目的要使南洋华侨看不到他掌握不了的报纸。二是日本东京是同盟会总部所在，自1908年以来孙中山在南洋创立支部，通知南洋各地凡是有来自东京或内地筹款、游历的，都以支部长的介绍信为凭，否则不准招待。向他们要介绍信，“多不肯，或依违其词”。三是安南同志有倾家资助革命，将家产抵押到银行的，而河口的军饷却并无保障，事后孙中山又以弥补安南同志的名义，向各埠筹款，“或称尚缺五万，或称尚缺三万，或称尚缺二万，或称尚缺万余，其所以多寡不一之故，亦是因地制宜之道使然也”。实际上“筹款者自筹款，而倾家者自倾家，何尝有一毫之补助”。

    第三大“罪状”是“败坏全体名誉”，其中列举四事为证，一是不顾全体名誉，污蔑至于不可名状，孙中山说到离日之前接受一万四千元赠款，被东京党人得知，大起攻击，“夫各为同志，则各有权利义务，乃不期东京一二同志，分财则讲平等，而义务则责我一人当之，办事也，筹款也，惟我是问。而我于自行筹款之外，又要筹款以顾各地之同志，东京以许多人不能顾一《民报》，我力稍不及顾，则为众谤之的矣”，这有孙中山的亲笔书信。二是新加坡有资本家陈某愿出资二千支持革命党，中山与陈素无关系，他与居中联系的人约定取得此款二八分，他得一千六，对方四百，款到之后，此人全数交给孙中山，未说分利之事。此后其人自往暹罗运动，孙中山竟写信给有关人说此人是“棍骗”。三是1908年9月孙中山在南洋成立支部，凡入会的都要收会底金三元，主盟人分给半元，介绍人分半元，“以分利之举诱人”。四是借内地革命军名目发行军债票，还有保护票，在南洋各地发行，有多至数百金一张，也有五六元一张，发售之时有八九折的，也有六七折、五六折的，代派发行的人也有分利。

    为此，陶成章他们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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