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

商水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选自《礼记  礼运篇》）

商水

礼记导读

礼经是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一，《礼礼》与《仪礼》、《周礼》（即《周官》）合称为“三礼”，后世儒者将儒家经典编为《九经》、《十三经》、《礼记》皆在其中，可见它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

《礼记》虽然非常重要，但在儒家经典中，它却属比较晚出的一部，并且出现的情况非常扑朔迷离，将其完全考订清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近乎毁灭的打击，其经典也几乎荡然无存。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儒家经典才开始重新被搜集、整理、恢复起来。据《史记·儒林传》所言，有个鲁地的人，名叫高堂生，只有他能够传授《士礼》，《汉书·艺文志》进一步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儒林传》又有一段文字，似乎将《礼记》的来历已经说明了；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为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
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以上的这一说法得到了东汉大儒郑立和唐代大儒孔颖达的认同，即汉初，高堂生传授礼经，到了汉孝、宣二帝时，有个叫后仓的儒者，他对高堂生的学问学得最好，后仓曾在曲台殿讲说礼经，著《后氏曲台记》。

后仓有两个学生最有名，一个叫戴德，另一个叫戴圣，两人的关系是堂叔侄，故人呼为大戴小戴。戴德传《礼记》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传《礼记》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而《小戴礼记》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礼记》。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那么《礼记》的来龙去脉就非常清楚了，无庸后人众说纷纭，然而《汉书·艺文志》还有一段话，使事情复杂化了：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也。也就是说，汉武帝的弟弟鲁恭王想要扩大自己的宫殿，故而拆毁了孔子故居，因此发现了包括《礼记》在内的很多儒家经典。《汉书·鲁恭王传》上还记载，发现这些儒家经典时，还出现了神秘现象，“闻钟磬琴瑟之声”。据此说，则《礼记》乃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非自高堂生——后仓——小戴一系而来，这一说法得到了东汉大儒王充、许慎的认同。

然而，事情又不限不此，《汉书·河间献王传》上又说：（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
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说传记，七十子之徒所论。鲁恭王又变成了河间献王，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依此说，则《礼记》既非高堂生——后苍——小戴一系而来，又非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而是河间献王花了大价钱从民间收集来的。

《礼记》的正式成书虽然较晚，并且其中有很多错伪之处，如秦汉儒者伪托孔子之言论述三代之事，但这不能影响《礼记》做为一部经典的意义，因为《礼记》中的很多内容早在先秦就已存在，其中的许多思想、故事在儒者师徒之间长期传习，因而皆有所本，只不过正式将它们编订在一起，是件较晚的事了，因而《礼记》成书的时间跨度可谓奇长，从战国直至西汉中期。

笔者认为，《礼记》的内容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点，一是它的包容量极大，几乎涉及了上古三代至秦汉文化的一切领域，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二是它的思想极为深刻，《礼记》对很多重大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关于人及其文化的问题，有着极为精湛深刻的论述，因而它又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综合以上两点，以《博大精深”四个字来评价《礼记》，是再恰当不过的《礼记》中所说的“礼”，不仅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各种礼节。从广义上来说，它包括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现象和各种规则，以及做为各种文化现象和规则根基的最基本的原则。从《礼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到国家的班爵、授禄、宗法、祭祀、巡守、朝觐、田猎、刑政、学校、养老，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容貌、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以及闺房婆媳之事，皆在“礼”的包容范围之内。《礼记》对其中有些事情的论述，可谓不厌其烦，例如关于丧葬之礼的各种制度，繁琐之至；《王制》中的授田制度，分寸必较；《曲礼》对日常生活的各种礼节规定，可谓曲尽其详。

《礼记》中有很多精彩的哲学篇章，其中以对“礼”——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准则——论述得最为深刻。《礼记》认为，礼之所以产生的基础有两点；首先，礼是自然秩序的体现，自然与社会是同构的，人类文化的准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即所谓“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运》），“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记》）。其次，礼的产生是基于人性的需要，《礼运》篇将人性归纳为“七情”和“十义”，而只有“礼”，才能节制人性恶的一面（“七情”），并且使人性的优秀之处（“十义”）得到发扬光大；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大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在这里，“七情”属于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所谓“不学而能”），“十义”则属于人的社会性，“礼”的目的就是要节制人的自然性而发扬社会性。

《礼记》还详细论述了“礼”的本质和意义，首先，“礼”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最根本标志，“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运》），“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郊特性》）。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在于人有文化准则，而动物没有。其次，“礼”规定了人类社会的秩序，《哀公问》
上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再次，《礼记》还强调了“礼”在治理国家人民中的重要作用，“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经解》）最后，《礼记》中的很多段落还论述了“礼”对于人的品德修养的重要意义，这些内容比比皆是，这里就无庸专门引述了。

《礼记》中还有很多精彩的思想，如《礼运》篇中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如此等等，类似于此的优秀篇章还有很多，只要读者细心阅读此书就可以发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礼运》中还极度赞美高扬了人类：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这段话只有莎士比亚称人类为宇宙的精华才能与这媲美，而莎士比亚的这一思想是在近代启蒙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才产生的。

《礼记》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小故事，例如《檀弓》篇中曾子临死而“易箦”，反映了儒家的生死观；“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反映了儒爱仁爱的政治主张。这些小故事今天读起来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很从教益。

当然，《礼记》中也有很多思想已不符合现代观念，如臣忠、子孝、妇顺等，要求卑小对尊长的绝对服从，这与现代民主、平等的观念相悖，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抽象的继承，如将“忠”转化为热爱祖和人民，将“孝”理解为敬养老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