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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古凯尔特人初探 [打印本页]

作者: 商水 时间: 2014-9-21 14:40
标题: 古凯尔特人初探

古凯尔特人分布图

凯尔特人是古代欧洲历史上若干基于文化共性而生成的松散族群，属于古代型民族集团，它的各支系分别参与了后世欧洲许多民族的形成过程。考古学、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的相关资料表明，他们曾相继活跃并逐渐散布于中欧、西欧、南欧及小亚细亚等地，是与古希腊罗马文明圈相对应的、并存的原始文明之一，这一古代民族集团与古希腊罗马人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各民族的祖先。

在远古的欧洲，与希腊罗马文明圈相对应，并存着一个幅员广袤而晦暗不明的蛮族世界。由于其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以外，素不为人关注，而它却是欧洲古代历史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其间固然族系庞杂、错落纷繁，但并非无迹可寻，从散见的文献片断里，仍可约略辨识出若干基于文化共性而生成的人群族团的轮廓。这些族群与古代希腊罗马人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各民族的祖先。因而，拂扫蒙落在蛮族世界之上的历史尘埃，还其本来面目，也就成为我们研究日后欧洲民族演进和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或忽视的一个重要前提。

凯尔特人（Celts ）便是当时蛮族世界中一个引人注目而又影响非凡的古代民族集团。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中叶起，直至公元前1 世纪末，凯尔特人曾相继活跃并逐渐散布于中欧、西欧、南欧乃至小亚细亚等地。其存续时间之久，跨越地域之广，历史影响之深，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凯尔特集团各支系分别参与了后世欧洲不少民族的形成过程。

一

什么是凯尔特人？

国外学术界对此所作定义，尚有岐异。有人明确称之为一民族集团（a group of peoples ）（注：参阅《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Americana，第6卷，“凯尔特民族”条，康涅狄格1978年版，第152 页。）；也有人认为，它谈不上是一个种族（race）或部落集团（　　 agroup of tribes），而是一个语言集团（a language group ）或一种语言（注：《新标准百科全书》New Standard Encyclopaedia，第3卷，“凯尔特人”条，芝加哥1980年版，第195页；诺拉·K·查德威克：《凯尔特不列颠》Nora K.Chadvick，Celtic Britain，伦敦1963年版，第19页。）。

以笔者之见，凯尔特人确为上古欧洲一个由共同语言和文化传统凝合起来的松散族群，应属古代型的民族集团。这种族群显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民族，现代民族是在古代民族集团经过长期的演化，不断分解、融会、重组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今欧洲自然已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凯尔特单一民族，有的只是作为古凯尔特人遗裔的、依然操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诸种方言的若干个新型民族，譬如爱尔兰人、盖尔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等。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凯尔特人在当今则仅意味着一个语言集团。

“凯尔特人”一词除了前示英文形式外，在现代西方语言中尚有以下表达形式：法文作Celte，德文作Kelte，意文作Celti，西、葡文作Celta。其词干相似，同源于希腊文的κελται或κελτοι（拉丁形式为keltoi）和拉丁文Celtae。有人猜测，“凯尔特人”（Celt）的得名可能与一种类似斧、锛的史前砍凿工具celt或selt有关（注：弗兰克·德莱尼：《凯尔特人》Frank Delaney，Celts，伦敦1989年版，第17页。），因而他们十分擅长手工技艺和金属制作，使用那种古老的工具或已成为他们有别于其他族群的象征和标志。

凯尔特人长期生活在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缺乏文字，有关自身历史的记述，除其部落制度下世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奇和近现代陆续出土的考古发掘材料之外，主要仍仰赖于希腊罗马学者留下的作品（注：古典作家中述及凯尔特人的，包括希罗多德，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阿庇安、斯特拉博、庞蓬尼·梅拉、李维、恺撒、塔西佗、波塞多尼奥斯和老普林尼等。）。这就是说，对凯尔特人的了解首先不是来自凯尔特人的自述，而是他人的叙述。

自公元前6世纪晚期起，凯尔特人最先被希腊地理学家视作居住在马西利亚（今法国马赛）以北地区的一个主要蛮族（注：参阅《美国百科全书》第6卷，第152页。）。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问世。在这部最早的西方史著中，希罗多德将凯尔特人描述为居住于伊斯特河（今多瑙河）源头附近的、或“海拉克列斯柱（注：指今直布罗陀海岬。）之外”、“欧洲最西端的居民”（注：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4、285页。）。考虑到当时希腊人地理知识水平的局限，以及凯尔特人分布地域相当广泛这一事实，希罗多德的记载仍不失其特殊的史料价值。此后，随着凯尔特人与地中海文明世界交往日多和希腊罗马人对他们认识的增进，古典作家作品中的有关记述也就愈见频密。

公元前3世纪以来，古典作家逐渐采用“高卢人”（Galli）（注：今英文一般表示作Gaul。）和“加拉太人”（Galatae ）（注：今英文亦作Galatians，其希腊文表示形式原作Гαλ　ατη 。通常认为Galatae一名源自Galli或Gaul。参阅《国际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International，第7 卷， “加拉提亚”条， Dictionary　　publishcompany，1980年版，第430页；《新标准百科全书》第5卷， “加拉提亚”条，第G—6页。）的称谓（注：参阅《美国百科全书》第6卷，第152页。）。有时，这类名称和“凯尔特人”一词是不加区分地并行使用着，例如，在希腊哈德拉发现的葬有凯尔特雇佣兵的墓地碑石上，就留有这类遗痕（注：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 Henri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67页。）。从语源角度看，无论κελτοι或Keltoi，还是 Galli和Гαλ ατη或Galatae，其实同出一脉，既体现了同名在不同地域希腊语或拉丁语方言中的变音形式，也多少反映出对分处各地的庞大凯尔特人族群各支系的不同称呼。一般将分布在今法国、比利时境内，德国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统称为高卢人，而将流徙小亚细亚一带的称加拉太人或加拉提亚人，此外，今英格兰境内的凯尔特人还有“不列颠人”（Britons）之名，在波希米亚又作“波伊人”（ Boii），如此等等。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凯尔特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渐次缩减的变动过程。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其地域扩张达于极点，他们广布于西起爱尔兰、不列颠，东抵喀尔巴阡山脉、波希米亚，西南至伊比利亚半岛，东南远达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辽阔区域内（注：邓肯·诺顿－泰勒主编《凯尔特人》Duncan Norton-Taylor，The Celts，荷兰1976年版，第12—13页附图。）。而后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和扩张，以及日耳曼部落大规模迁移所形成的北向和西向压力，凯尔特人在欧洲一度称雄的地位逐渐丧失，影响益衰。

凯尔特人在远古时代的活动范围，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考古材料的研究而被大致推断出来的。

据认为，曾经流行于西欧、中欧青铜时代早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钟形杯文化和战斧文化（Bell-Beaker and Battle-Axe Culture，约公元前3000年中期—约公元前2000年初），似乎多少同凯尔特人的祖先有关（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19—20页。蒋孟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他也提及讲原始凯尔特语的人跟钟形杯文化（又译作大杯文化或宽口杯文化、陶杯文化或陶盆文化）的关系。）。钟形杯文化和战斧文化，以在其遗址墓葬中觅得与众不同的钟形陶杯和用于作战的穿孔石斧一类随葬品而得名。其他的出土物尚有石制护腕片、日用工具，以及短剑匕首、箭镞一类青铜武器，还发现有冶炼青铜的铸范。墓葬中的马骨，表明该文化的创造者已很重视驯养和役使马匹。可能还会使用车轮了。其墓葬为典型的土墩或土冢形式。通常认为，钟形杯文化发源于盛产铜的伊比利亚半岛，后向东传播，对整个西欧引进金属冶炼和制作技艺曾颇有作用。而战斧文化则来自中欧的匈牙利一带，向西扩展。两者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后的某个时候于中东欧相遇，并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有人认为，这就是因其在捷克布拉格附近的最初发现地而被命名的乌涅蒂采文化（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20页。）。

乌涅蒂采文化（Unetician Culture，约公元前17 世纪一约公元前14世纪）遍布于由斯洛伐克西部边界，经摩拉维亚和捷克中部、西北部，至德国中部的广大地区（注：瓦·胡萨：《捷克斯洛伐克史》（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捷克克鲁什纳山区蕴藏着中欧最丰富的锡矿，加之当地或附近地区露天开采的铜，便为发展青铜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乌涅蒂采文化所处的中心位置，也有利于这种文化同周边所有方向的交往：朝南可以穿越阿尔卑斯山，去往亚得里亚海和北意大利；向北可经易北河、奥得河，通向波罗的海沿岸；朝东南方，循多瑙河可与黑海沿岸相连结；往西，中欧平原几乎连绵不绝地伸向西欧，直至英吉利海峡和不列颠诸岛。倚助于这些贸易通道，乌涅蒂采文化人以输出青铜器具，换回了爱尔兰的金，康沃尔的锡，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毛皮（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20—21页。）。

尔后出现的青铜时代晚期的瓮棺文化（注：又译作瓮棺墓地文化或骨灰瓮文化。）（Urnfield Culture，约公元前13世纪—约公元前8 世纪），被称作一股“哺育凯尔特社会降生的最新文化潮流”（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21页。）。它萌发于中欧东部和意大利北部，随后渐次传播至西欧、北欧甚至东欧的乌克兰一带。这种扩展很可能与广泛的迁移活动有关。该文化得名于作为其文化表征的独特葬俗，即将死者遗体焚化后的骨灰盛入陶瓮，埋于集体群葬的墓地。有迹象表明，这种文化的创造者似乎是一个充满生气、富于创新热情的族群。他们已在使用青铜镰刀收割农作物，用青铜工具修建设防的村落、寨堡，并存留下来诸如德国符腾堡州的布豪一类典型遗址。他们的青铜制作工艺也已具相当水准，能锻制铠甲、盾牌和各种刀矛、马具。瓮棺文化虽则也同希腊、意大利的早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其覆盖的广大区域，尤其是西部地区，无疑同凯尔特人的祖辈相关联。有的语言学家肯定，瓮棺文化的居民是讲凯尔特语的（注：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公元300）》Malcolm Todd,　The　　NorthernBarbarians, 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29页。）。另据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学者库恩推测，大约与此同时流布于今德国境内的劳齐茨文化（Lausitz Culture），随之扩伸而来的大批人群，似乎也属于操凯尔特语的人（　　　注：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Carleton Stevens Coon, The Race of Europe，纽约1954 年版，第188页。）。　虽然这些说法都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该文化极可能同凯尔特人存在渊源关系。“瓮棺文化人以他们的自负，其在享受饮食方面的乐趣，以及在武器和首饰制作技艺方面的早熟性，预示着他们凯尔特后裔们的诸多特性。他们居住的欧洲也成为不久之后凯尔特人出没的地方”（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22页。）。

一般相信，凯尔特人的活动直接推动了欧洲铁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主要以哈尔施塔特文化和拉登文化为典型代表。

哈尔施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约公元前1100 年—约公元前450年），以今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哈尔施塔特村遗址而得名。这一文化被确认为凯尔特铁器文化的第一阶段。其年代跨度颇大，分布范围也遍及今德、奥、南、波、法等国。早期曾包含瓮棺文化、青铜时代晚期的内容，后渐流行铁器，出现了铁质重型长剑、翼状斧等。从遗址可见，冶铁业已具相当规模，熔炉、铸范、矿渣均多有发现。陶器制作技艺颇精，多为几何纹饰和素面两类。墓葬流行火葬高冢；晚期出现战车葬，即将死者置于四轮战车上，并以武器、饰物、马具陪葬，据信主要是部落首领或其他上层人物。这一时期墓葬中还发现许多希腊工艺品，显示凯尔特人与希腊文明世界间已有贸易交往。此外，哈尔施塔特文化遗址中也包括不少设防寨堡，以木棚或土坯筑墙，并设有望楼、大门。由此可推知，当时部落间的战事可能已较频繁。寨堡遗址以今德国符腾堡州霍伊纳堡最著。

拉登文化（La Táne Culture，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公元前1世纪末），则被称为凯尔特铁器文化的第二阶段，得名于今瑞士纳沙泰尔湖东端的拉登遗址。该文化直接承袭了哈尔施塔特文化，同时也分别受到了来自希腊人、伊特拉斯坎人和罗马人的影响，与各地土著之间发生了文化交融，由此而形成自己典型的文化风格。拉登时期的寨堡比之哈尔施塔特时期更具规模，四周都是高墙深壕，大约已成为部落的行政、宗教中心，后至罗马时期，不少发展为城市。像伦敦、日内瓦、维也纳皆起源于这类凯尔特语称呼的或凯尔特人建立的设防据点（注：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拉登文化”条，第263页；邵献图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115、384页；《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第6卷第780页和第8卷第224页。）。拉登时期凯尔特人使用铁器更为普遍，农业手工业中大量采用铁制犁、镰、锤、钳、锯、锛、斧等工具，在建筑上也已使用铁钉。制作饰物的工艺水平愈臻完善，公元前3世纪起又广泛采用珠宝镶嵌，使产品造型更见精美，熠熠生辉。凯尔特人在古代欧洲诸民族中素以擅造战车而驰名，此时的战车形制已由先前的四轮改作两轮，更为快捷轻便。他们在制造工艺上创造性地利用了金属热胀冷缩的原理，以烧红的铁箍来紧固轮辋，使车轮既耐用又美观。

凯尔特人长于驾车和骑马，他们中的一支还将穿裤之俗引进了西欧。库恩据此而提出，应注意东欧草原文化曾带给他们的某些影响（注：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第188页。）。这是由于活跃在黑海北岸一带游牧的斯基泰人，其文化在东欧的全盛期恰与凯尔特人在西方的活动处在同一个并行的时期。拉登时代凯尔特人装饰艺术中大量出现的奔放怪异的动物形象，显然也有着斯基泰文化风格的某些特点（注：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拉登文化”条，第263页。）。

由于凯尔特人在欧洲处在一个适当的地理位置，亦即“各种影响交融汇合的必经之地”（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页。），他们同周邻的其他民族集团，如日耳曼人、伊利里亚人、利古里亚人、伊比利亚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也就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和交往，通过这种持续的交往，凯尔特人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自己，建树起独具特色的文化。

二
如同其在文化上所曾经历的广为吸纳、多方采撷，凯尔特人本身的种族背景也十分复杂，带有混合的性质。

在古典作家的笔下，凯尔特人往往被描述为身材魁伟、长颅白肌、金发碧眼的壮汉，俨然一副欧罗巴人种诺迪克（北方）类型的典型形象。这样的体貌特征与同属南欧地中海类型，身材相对矮小、肤色略暗、发色眼色较深的大部分希腊罗马人，极易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引起他们的惊讶和关注是很自然的。恺撒就曾提到，罗马人远征高卢时，以其身材之相对矮小而颇受高卢人的轻视（注：恺撒：《高卢战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9—60页。）。

但如前所述，凯尔特人在古代欧洲的分布地域极广，又同周边一些族群交往频仍，甚至可能存有某些亲缘关系，如果仅凭古典作家的片断记述而对凯尔特人的种族背景作此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认定，则似乎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而且也有违事实。

实际上，凯尔特人的确切成份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库恩称之为“整个欧洲史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注：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第186页。）。除古典作家所接触过的、令其印象深刻的典型诺迪克类型外，由考古材料所见，凯尔特人中也还存在着具有别种体貌特征的类型。

从发掘的早期人类头盖骨的分类来看，与凯尔特人活动区域相关的其实便不止一种类型。

在早期凯尔特人发展中心地带的今德国西南部一带，找到的凯尔特人头盖骨材料不多，在被有关学者提及的9个头盖骨中，1个是长头型，4个是中头型，4个是短头型（注：依照人类学的有关标准，人类颅骨的宽度与长度之比，即为头颅指数。凡指数小于75 者为长头型，指数在75—80者为中头型，指数在80以上者为短头型，亦称圆头型。）。尽管这些例证数量过少，远不足以披露在其故土的凯尔特人的种族概貌，但也已充分显示圆头成份在这个族群发展中起着一种多么引人瞩目的作用（注：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第186页。）。库恩认为，“这些短头型是从钟形杯文化和金属时代初期形成于莱茵河上游的波雷比（Borreby）文化的较古老的结合类型中派生出来，而持续到哈尔施塔特文化时期”，并推测这些颅骨类型“可能已与设想的诺迪克类型入侵者发生混合”（注：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第188—189页。）。

拉登文化时期在中欧的典型例证，包括这个文化区域向东延伸部分的波希米亚，以及瑞士、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的材料。从波希米亚出土的27具男性头盖骨看，其中多系长头型，也有少量短头型。瑞士拉登遗址及附近墓葬中发现的11具男性头盖骨，情况几乎跟波希米亚的出土物相同，其颅骨穹顶甚至比后者的显得更为低平。瑞士系列中一些高水准的短头型，头颅指数竟高达90。奥地利和巴尔干北部迪纳里克阿尔卑斯山区为数不多的材料似亦显示为比较匀称的中头型，以及某些短头型。由此推知，中欧的凯尔特人可能也已属于一种混合型人群，是从青铜时代起就存留在南德山区的不同短头型成份和从平原地带向北、向东扩展的诺迪克型入侵者的成份融合的结果（注：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第189—190页。）。

相比之下，今法国和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人遗迹则要丰富得多。一般而言，在法国发现的有代表性的高卢人，多为中头型、中脸型、上缘窄鼻、中等身材的类型。但实际上，各处的种族特征的连续性则有很大差异。在洛林和博纳发现的是普通类型，而上萨瓦和旺代墓葬中找到的却明显表现出早期短头型人群的特征，至于布列塔尼半岛尖端的外围，则残留有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地中海类型，一直持续到日后罗马征服时期。因而只是在北方，凯尔特人的影响才在那些后来构成法兰西民族的早期人群中留存下深深的印记。不列颠的头盖骨标本，许多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南部。这些不列颠人的颅骨长度比波希米亚和瑞士的标本略长3 毫米，而颅容则与法国的差不多相等，脸部特征同所有其他地方都一样。一般可以肯定，不列颠的头盖骨亦为中头型，但似乎缺乏中东欧那种短头型的代表（注：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第 191页。）。

总体上说来，凯尔特人的种族特征并不是完全单一的，种族背景应属一混合型集团，这表明其族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凯尔特人的先祖既包含了某些中欧诺迪克类型的长头型人，他们是由几种地中海亚型在不同时期相继混合而成的，同时也包含着来自今德国西南部一带的短头型人，这是由青铜时代早期进入当地的迪纳里克类型与较早的中石器时代起源的圆头型人混合起来的。很可能就是在一些不同族系的成员彼此相融的基础上，形成了凯尔特人这样一种古代民族集团。

由古代文献可见，部分凯尔特人曾经与日耳曼人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不论语言形式，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和武器类型，有时几乎都难分轩轾，以致令人困惑，诸如恺撒、斯特拉博等人也常常会将两者混同为一。特别对于高卢北部比利其人（Belgae）的身份，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集团内的阿杜亚都契人（Aduatuci）、厄勃隆尼斯人（Eburones）、康德鲁西人（Condrusi）、帕埃曼尼人（Paemani）、特雷维里人（Treviri）及内尔维人（Nervii）等部，均自称起源于日耳曼人（注：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第98页；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 年版，第69页。），或被有些学者视为日耳曼人或半日耳曼人。然而实际上更可能是，比利其人诸部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曾融入过一定数量的日耳曼人或其后裔的成份，比利其人也许在族源方面部分地同日耳曼人存有某种联系，或接受过一些日耳曼人的影响，不过基本属性仍不失为高卢人。由于这种关系，比利其人的体貌特征即便和南方的高卢人或别地的其他凯尔特系族团存在某种差别，也是不难理解的。

其实，民族集团的形成，无论古代型还是现代型，其族源可能都是较为复杂的，所谓纯粹性恐怕只是相对而言，难免受到“隔绝程度、种族混血、杂交群团的构成，以及参与杂交的群团成份的数量关系”（注：я.я.罗金斯基、М.Г.列文：《人类学》（中译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即使在现代民族中，同一族体成员在体貌特征上也还因此而存有地区性的差别，譬如：中国汉族北方人和华南人在身材、肤色上的差别，英国东部人与西部人、意大利、法国的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波兰东部人与西部人之间的差异，等等。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同流异源”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作为一个分布地域广袤的古代民族集团，凯尔特人各分支间存在体质形态上的某些差异，也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迄今仍可见到遗痕，同为古凯尔特人后裔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相比，身高、白肤、金发者颇多，而后者则身矮、体壮、肤略黝黑（注：弗兰克·德莱尼：《凯尔特人》，第16页。）。

当然，反过来也不能因凯尔特人之中存有此类差异性而否认其在历史上仍为一个基于相当多共性的古代族群。那么，什么是维系凯尔特人为一体的共性特征呢？

这其中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农牧业经济生活，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神话、风俗习惯、艺术旨趣、性格气质，以及在同其他族群的交往和后来反抗罗马的大起义中生发出的自我认同心理。

如前所述，凯尔特人曾被归结为一个语言集团。语言因素在集聚这个族群中的确有着难以忽视的作用。在远古印欧语言中，“凯尔特诸语言同操意大利语的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原始印欧母语的分化，凯尔特语的音变逐渐完成。据推测，它“同印欧语系其他语言分离的时期，必然与讲意大利语居民的祖先迁赴意大利的时间一样古远，因而也肯定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注：卡尔顿·史蒂文斯·库恩：《欧洲的种族》，第186页。）。凯尔特语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两大支系。大陆凯尔特语即高卢人和加拉提亚人的语言，今已不存；海岛凯尔特语则指尚存于今不列颠诸岛及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语言。海岛凯尔特语依照语音差异又分衍为P、Q两个系统。P—凯尔特语通称布立吞语（Brythonic Language），一般倾向于将它同那些拉登文化时代侵入不列颠的居民相联系（注：约翰·弗劳雷：《欧洲的民族》H.John Floure，The Peoples of Europe，牛津1925年版，第18—19页。），亦即古不列颠语。随着日后不列颠大部分地区被盎格鲁撒克逊化，加之部分居民渡海内迁高卢沿岸，这种语言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仅存于该岛西南部及法国布列塔尼一带，形成今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Q—凯尔特语，亦称戈伊德尔语（GoidelicLanguage），即古爱尔兰人的语言。后来陆续演化成今爱尔兰语、曼克斯语、苏格兰盖尔语（注：凯尔特语P和Q两分支的区别在于语音方面，凡戈伊德尔语使用K音（原为Q，拼写作C）之处，布立吞语则发展为P音。）。尽管凯尔特语在尔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如许歧异，但当时依然凸现出作为一个大体完整的语言集团的基本性质。

在一定意义上，“凯尔特语言实际上是有关凯尔特人共同来源的一条重要线索”（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19页。）。从16世纪起，欧洲学者便开始就此问题展开了研究。苏格兰学者乔治·布坎南通过研读古典文献，首次将活跃在古代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跟爱尔兰人、古不列颠人，包括苏格兰人联系起来。一个世纪以后，威尔士语言学家爱德华·鲁伊德在编纂一本比较语言学著作时，发现在爱尔兰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之间有着共同的词根，他借用布坎南的术语，统称之为“凯尔特语”。此后，这一名称不但用于语言方面，而且也包含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文化方面。

宗教信仰是凯尔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既表现着凯尔特人对于自身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观念体认，映照出他们宏富的创造性想像力，同时也出于他们本身对精神慰藉的强烈需求。

凯尔特人的古代宗教以德鲁伊德教而著称于史。其名得自于在凯尔特社会里享有特殊地位的祭司阶层“德鲁伊德”（Druid）。 “德鲁伊德”一名源于dru，意即“槲树”（注：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52页。此“槲树”，亦有译称“橡树”的，参阅詹·乔·弗雷泽：《金枝》（中译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高大的槲树是凯尔特人天神的神像（注：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中译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71页；詹·乔·弗雷泽：《金枝》，第242页。），被尊为圣树。凯尔特人的宗教祭祀仪式十分隐秘，往往选择在夜阑人静、满月高悬之际。仪式的举行地点多在一片被称作“圣所”的小树林中或林间空地。德鲁伊德（祭司）身着素服，以金镰割取槲寄生枝条，并在圣树下举行两头白牛的牺牲祭祀。在密布着荒僻、幽暗、寂静森林的古代欧洲，诸民族中视槲寄生枝为神圣之物或崇拜圣树之风，虽不在少数，但极富神秘色彩的德鲁伊德执祭习俗，则是非常独特的。

按照恺撒的记载，德鲁伊德和骑士（贵族）同为高卢人中高踞于普通平民之上的两个特权阶层（注：恺撒：《高卢战记》，第138页。）。德鲁伊德主持公私祭典，解释教义，裁决部落内部的各种纠纷。他们享有免除兵役赋税的特权。他们执掌文化知识，负责向青年进行传授，这种文化的传承，不仰仗于文字写本，而是依靠长期的默念背诵，口耳相传。所以，德鲁伊德在凯尔特社会中，既是宗教祭司，又是法官和学者。恺撒还记述道，德鲁伊德受一位掌握最高权力的首脑领导，首脑死后由地位仅次于他的德鲁伊德继任。若有几位地位相仿者，则由众德鲁伊德推举决定首脑人选。众德鲁伊德每年一度集会议事，届时各地人员俱至，齐集在高卢腹地卡尔努特的圣地。恺撒提到，这套制度起源于不列颠，后始传至高卢（注：恺撒：《高卢战记》，第139页。）。

德鲁伊德教义的核心是灵魂转世说，主张人死后灵魂不灭，由一躯体转投另一躯体。所以，凡有人病危，或将于战争中面临生命危险时，即由德鲁伊德主持为其献人祭。“他们认为，要赎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献上另一个人的生命，不朽的神灵才能俯允所请”（注：恺撒：《高卢战记》，第140页。）。有时，人祭的目的可能也与为使土地获取更大的增产力相联系（注：詹·乔·弗雷泽：《金枝》，第923页。）。其做法一般是将活人置于人形柳条笼内燔烧。被献祭者多为罪犯，也有用无辜者或战俘的。

有关凯尔特人宗教中采用人祭的记述，除恺撒以外，古典作家波塞多尼奥斯、斯特拉博和狄奥多罗斯的著述中也有这方面的材料（注：詹·乔·弗雷泽：《金枝》，第923页。）。人祭仪式的遗风直至上个世纪，仍以民间节庆活动的形式残留在部分西欧国家社会生活中（注：詹·乔·弗雷泽：《金枝》，第922—928页。）。

德鲁伊德教崇拜的神ｑí＠①，大都为地域和部落守护神，而且通常以其部落之名相称。例如，高卢阿洛布罗基人的神称阿洛布罗克斯，阿维尔尼人的神称阿维尔诺克斯，桑东人的神称桑提乌斯，马尔萨克人的神称马尔萨克母神，内尔维人的神称内尔维恩，不列颠布里甘特人的神称布里甘齐娅，今德国西部莫贡蒂亚克人的神称莫贡斯，等等。其后，由于部落间接触和交往益趋频繁，部分神ｑí＠①的崇拜范围便随之超越了本部落，而出现了广泛化的倾向，成为高卢乃至不列颠诸凯尔特部落所共同敬奉的对象。这些共神包括贝莱诺斯、卡穆洛斯、奥格米奥斯、埃苏斯等等（注：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253页。）。有人甚至将其中的林木之神埃苏斯视作凯尔特人信奉的古老的独一神（注：拉贝·E·泰龙：《德鲁伊德与德鲁伊德教》，第39页，转引托卡列夫著《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254页。）。

很显然，极富权威性的德鲁伊德阶层的影响力，已非局促一隅，而是形成为一种“跨部落集团”（注：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252页。）；德鲁伊德教尽管还带有相当浓厚的原始崇拜的色彩，却已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演进为超部落的几乎所有凯尔特人的宗教，并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德鲁伊德教对于凯尔特人文化传统、风尚习俗、性格心理的成型，对于凝聚凯尔特人诸部成员，并将其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无疑有着极深的影响。

凯尔特人的神话一如其宗教，也颇具特色，源远流长，至少缘起于他们早先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中欧内陆地区之时。此后历经种种演化，迄罗马征服前，凯尔特神话的发展在欧洲大陆已趋相对稳定，但在不列颠诸岛则稍显迟滞（注：谢·亚·托卡列夫、叶·莫·梅列金斯基等：《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19页。）。其神话与宗教融会交织，同样以观念形式曲折地映现了凯尔特人的性格、旨趣和社会生活诸特征。譬如，凯尔特人长于狩猎，便有形似野猪、鹿、熊之神；注重农耕畜牧，即出现了田野守护之神，还有埃波娜这样的骑马女神，达摩娜这样的牛羊庇护女神。凯尔特人喜食猪肉，嗜好宴饮，在后来的威尔士神话体系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彼岸世界的豪奢宴殿中，设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神锅和丰盛的猪肉佳肴（注：谢·亚·托卡列夫、叶·莫·梅列金斯基等：《世界各民族神话大观》，第223页。）。再如，凯尔特人性情犷悍、好勇斗狠，这不仅导致了一系列战神形象的萌生，诸如贝拉图卡德罗斯、卡图里克斯、科齐迪乌斯等（注：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第255页。），而且其神话传奇也往往营造出一些爱好自吹自擂、充斥豪侠之气的鲁莽硬汉的艺术形象（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9页。）

古代作家对凯尔特人的性情气质曾有不少生动的文字描述。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提到凯尔特人沉溺于饮酒，到了“不加掺对地饮用”的地步。斯特拉博形容他们“整个种族都狂热地喜好战争，勇武自信，敏于作战。当他们受到煽动时，会相当直率而不加深思熟虑地召集人马去战斗，以致于很容易受到那些图谋哄骗他们的人的操纵”（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13—14页。）。波里比阿曾这样描述战斗中的凯尔特战士，他们“怀着满腔怒火，徒然而狂乱地冲向敌人，直至牺牲他们的生命。”凯尔特人在战况不利于己时所表现的战斗激情，同样给保萨尼阿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对手投射过来的密集标枪箭矢之下，不是设法保护自己，而是“像狂暴而冲动的野兽一般扑向敌人，完全没有一丝理性；斧剑之下，他们被纷纷砍倒，但只要身体内还有一口气，这股盲目的狂热劲就未失去。甚至在被箭矛刺穿身体时，他们也还靠着支撑其生命的顽强精神而坚持下去。其中一些人甚至从他们的伤口拔出击中他们的长矛，掷向敌人或用它来刺敌人。”（注：邓肯·诺顿－泰勒：《凯尔特人》，第115页。）斯特拉博还述及好战的凯尔特人仍保有某些类似猎头民族的蛮悍风习，“战斗之后，他们把杀死的敌人的头颅挂在马脖子上，像战利品一样带回来钉在家门口……他们把显赫人物的首级保存在香柏油里，并且骄傲地向外人炫耀，即使有人付重金，也不肯出售。”关于凯尔特人的脾性，斯特拉博指出，“除去坦率和天性狂热之外，还极其轻浮，大言不惭”，“胜利时傲气凌人，而失败时又垂头丧气”（注：转引自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页。）。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对此也有不少类似的评述，抱怨高卢人“性情浮躁，轻于寻衅惹祸”，“气质也很脆弱，完全经受不起挫折”，脾气“反复无常”，行事“轻率”，但又禁不住称赞他们“原是一个极机灵的民族，最善于模仿和制作别人传去的任何事物”（注：恺撒：《高卢战记》，第73、81、168页。）。

应该说，这些出自古代作家的记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凯尔特人这个古代族群鲜明的个性特征，栩栩如生，跃然于纸上。它同希腊罗马人当时所接触、所了解的、大致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军事民主制（注：凯尔特人诸部落的社会发展水平可能是因地而异的。罗马征服前，以高卢地区相对最高，而不列颠、爱尔兰一带则仍较落后，甚至“还残存母权制的因素”。参阅蒙盖特《西欧考古学·青铜铁器时代》，莫斯科1974年版，第277页。转引自詹天祥《凯尔特人社会结构剖析》，《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这一历史阶段人们的社会风习和伦理价值观念，也是多少相契合的。

希腊化时期帕加蒙的艺术家曾给后人留下过两尊艺术史上颇具盛名的有关凯尔特人形象的雕塑作品：《垂死的高卢人》和《杀妻后自杀的高卢人》。它们在有关高卢人种族体貌特征的刻画方面相当写实、逼真，据说特别“精确地表达了高卢人的人种的类型，脸部鲜明的特征”（注：Ю．Д．科尔宾斯基等著《希腊罗马美术》（中译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同时，作品所表现的高卢人战败时的悲壮形象，实际上也突出地展示了他们强烈的民族个性和时代习尚：悍勇刚烈，宁死不屈，为了不致沦入胜利者之手为奴而宁愿杀身成仁，将个人尊严置于生命之上。至于杀妻，则流露出当时社会男性家长对家人拥有生杀之权的原始风貌，也同恺撒的有关记载相一致（注：恺撒：《高卢战记》，第142页。）。

米盖尔曾经提到过一种可与罗马相比的“凯尔特社会的统一性”（注：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16页。），这种统一性大致同语言方面的同源，艺术和技术、习俗和社会结构的趋于协调联系在一起。凯尔特人社会尽管尚未出现国家组织，还缺乏政治上的统一，但事实上已存在一种文化上、心理上的统一性了，惟其如此，凯尔特人也才有可能被团聚成为一个群体。

凯尔特人在欧洲的活动，凯尔特文化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或如布罗代尔所言，“像油渍那样一点点扩散，最后形成了一个‘总体’”（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第38页。）。可以推断，这种扩散持续了数世纪之久，波及到十分广袤的地域范围。

一般认为，凯尔特人的发祥地大体上位于中欧腹地，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多瑙河、莱茵河上游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带。这恐怕就是凯尔特文化最初的“油渍”点，日后不断向外扩展的根基和起始点。由于人口的增长及其活动地域的延展，还可能因为同其他族群的相互关系中发生的某些变化，凯尔特人开始陆续朝着各个方向进行扩张。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其占据范围至少已括及默兹河、威悉河与多瑙河之间，阿尔卑斯山与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了。尔后，凯尔特人又持续向西推进，约于公元前6世纪，在高卢北部莱茵河与马恩河之间的地区定居下来，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向外扩展。不久，他们的势力即遍布高卢全境。向西南的一路，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和中部。另一路则由高卢北部朝西北方向，横渡英吉利海峡，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登陆。与此同时，从公元前5世纪起，凯尔特人又辗转南下，穿过阿尔卑斯山诸隘口，进占并征服了北意大利波河流域，继而向亚平宁半岛的中部和南部频频发起侵袭。自公元前3世纪初，凯尔特人向东南方推进，沿多瑙河谷而下，进抵巴尔干腹地。一支侵入希腊，大肆劫掠，旋遭迎头抗击。另一支则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转入小亚细亚，以“加拉提亚人”之名在此立国定居。他们虽然远离凯尔特文化的源头，成为凯尔特人“扩张的强弩之末”（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第41页。），但仍顽强维系其文化存在达数百年之久。此外，从较早时候起，凯尔特文化便已活跃在波希米亚，其影响且延及东阿尔卑斯山至多瑙河中下游一带，甚至还伸展到今波兰和东欧其他地方。凯尔特人在其所到之处，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自己的历史痕迹。

凯尔特人的扩张，实质上是一种伴随着武力侵掠的旧式举族迁徙，男女老幼，结队伴行，车马喧嚣，不绝于途。每逢遇有湿润丰腴之地，或征掠获胜，便定居下来；如若不适，即再迁移。这同当时其他蛮族的活动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作为古代蛮族大规模迁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凯尔特人数世纪来的长驱直入，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内陆欧洲和地中海欧洲的对抗，是部落和城邦的对抗，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对抗，原始经济和货币的对抗”（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上）》，第41页。），一句话，也就是欧洲古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原始文明和先进文明之间的冲撞。然而冲撞之后，随之而来的却往往是愈加韵味隽永的融会和吸纳。凯尔特人冲击了欧洲，并多少改变了欧洲的命运，影响着欧洲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冲击泛起的烟尘散落之际，便不难发现，凯尔特人正在情不自禁地逐步汇入欧洲文明的主流，并与罗马人、日耳曼人及其他族群渐相混化，从而也改变着本身的命运。

（来源：历史研究作者：沈坚，1950年生，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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