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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汉族人很多,不要怕灭种——明石恩来(日) [打印本页]

作者: 赢政221    时间: 2014-1-31 11:06
标题: 汉族人很多,不要怕灭种——明石恩来(日)

汉族人很多,不要怕灭种——明石恩来(日)

汉族人很多,不要怕灭种。(周恩来)——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1963年2月26日)

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费虹裹)

新中国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 是一个历尽曲折、艰难行进的过程(点评:这也表明了周恩来的执着与深谋远虑)。周恩来总理一直主管我国的经济工作, 对人口形势的日益紧迫忧心如焚,在长期工作和摸索中,形成了对人口控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计划生育思想。

(一)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作者补充: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探索(曹应旺)分析“我国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时写道“据国民党政府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提供的数字,1947年全国人口为4555万。从1840年至1947年的107年间,全国人口增加4278万,年平均增长率不过0.92‰。人口平均寿命短,农村平均35岁,城市不足40岁,具有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低和平均寿命短的典型特征。对此,1957年6月6日,周恩来分析其原因是:(1)劳动人民贫穷,生活极苦,不能结婚,或者结婚较晚,结过婚的因生活困难也无法生儿育女,常有弃婴或溺死婴儿。(2)由于卫生条件很差,无法求医就诊,婴儿及产妇死亡率很高,还有经常发生瘟疫的流行,因而死亡率很大。(3)旧中国有着数不清的灾难,如水、旱灾荒,没有人管,很少治理,由于灾荒结果,人民生活不能安定,身体抵抗力降低。(4)由于长期的内战的原因,使得人口减少。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到1957年每年差不多增加1300万人。1957年全国人口达到64000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快的人口增长?首先,周恩来分析,这是“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国家救济工作的进行、和平的生活环境四种因素在起积极作用”。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6日。其次,周恩来认为,“男尊女卑”、“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意识,以及现行中某些不合理的按人头分配的政策对人口过速增长有着不良影响。”)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邓小平在1953年8月, 刘少奇在1954年12月, 先后提出“节制生育”的最初想法然而, 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必须依靠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明确有力的政策制约。中国呼唤着切合中国实际的人口理论人口政策。

(二)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1956年9月27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 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 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 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里我党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讲节育问题。另据有关资料表明, 周恩来1956年4月20日,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时的发言中, 首次使用了“计划生育”这一提法。他指出: “在工人、职员中生育要有计划,别的都有计划了,为什么生育不能有计划呢?(点评:周恩来反对计划经济,却对计划生育情有独钟) 生育有计划就可把后一代教育得更好(狗屁!)……研究些科学的好的避孕方法。这一点上邵力子的意见是对的,不会发生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计划生育这也是保健的一种(胡说八道!)。”这一思想连同整个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在这个问题的有关阐述,标志着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的初步形成,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周恩来“计划生育”主张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国情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周恩来指出: “中国很落后,不仅农业落后,工业更落后,首先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底子很穷。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多数人口住在少数地方,少数人口却住很大地方。全国94% 的人( 汉人) 居住了全国40%的地区,而占全国6%的少数民族却居住着全国60%的地区。”

(作者点评:当时汉人大约96%,而不是94%,汉人居住的地方除了西藏外,大部分都是居于多数,因此说汉族只有40%的居住面积是不对的!)

中国的人口数量,建国后有了高速的增长。周恩来指出: 青年人刚“结婚几年就是五六个孩子”(点评:太夸张了吧?生五六个孩子平均需要十几年),在城镇、乡村“可以看见到处都是孩子(点评:这是畜生说的话!)。”我国“一年增长的人相当于一个不很小的国家的人口”。

周恩来对国情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政治气候的高度敏感上。我国控制人口工作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而受到了挫折,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既紧迫又不能操之过急。他在接见斯诺时说:“我们相信计划生育是正确的, 但在中国马上实行是困难的”,表现了他审时度势,冷静、客观地处理国家大事的高超艺术。(点评:斯诺极可能是周恩来与美国的联系人!)

第二, 周恩来认识到, 人口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 必须与经济发展规律密切相连。周恩来指出: “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 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 增长量并不大。”他进一步认为:“我们要有计划地、逐步地增长( 人口) ,这样才能和整个生产相适应。”

第三, 在认真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宣传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并指出实现的重要途径,对改革贯彻中出现的思想偏差进行纠正和指导。

在宣传节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意义时,他指出: “提倡节育,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首先是为了母亲与小孩的健康……第二是教育,生得太多难以教育好(点评:窦燕山兄弟互相帮助的故事没听说过?)。第三是为了使民族一代代健康。”他还曾说: “有计划地生育,人口有计划地发展,不但可以使人民体质更加健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是有作用的。”他既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道理上进行宣传,同时也注意从公民切身利益的角度去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不但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大声呼吁,而且深入群众,对各个阶层、各种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在计划生育实现的途径以及措施上, 周恩来提出提倡晚婚、提倡节育的办法,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两个方面提倡节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的人口过度膨胀,而提倡晚婚,则可以延缓人口压力的到来。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提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他还强调,要研究些好的避孕方法,“我们将来派个考察团,专门去考察如何节育……我们要去日本、印度求避孕的仙方。”他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表现了强烈的开放意识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政策的执行情况,注意纠正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他在不断强调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同时指出: “我们不同意西方的禁教主义,尤其是引导到享乐主义,我们在东方提倡节育,但人口还是会增加,只是一个家庭不要有太多的孩子。”他提倡节育要尊重人格,不能强迫执行,强调问题要协商解决,反对在人口计划上的主观主义。他提出, 在人口政策上要体现民族政策,节制生育主要是汉族等等。

在领导机构的问题上, 周恩来曾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我们陈云同志已经开言答应, 他做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说明当时领导机构问题也在周恩来脑中形成了基本的看法。然而这个设想却因政治气候的骤变而未能实行。

第四, 周恩来对计划生育问题的理论思考及阐述。他在谈及计划生育的可能性的时候说:“我们的看法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认为从人类发展方面看,经济、文化、生产可以计划,为什么人类发展不可以计划,人类可以主宰一切物质生活,如对自己的生育上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他的这种思考,主张把生育活动纳入计划经济体制。

他还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辩证地分析。他认为: “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的规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观性,而到他主观主义地作出结论而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则成为反动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能提出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客观、科学的评价,肯定其合理部分,难能可贵的,另外,他还明确指出: “人口多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问题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这就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其实是肯定马尔萨斯的畜生理论)

(作者补充其它文献的说法: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错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计划生育工作遭到破坏。对此,周恩来是有不同意见的。1963年7月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01次常务会议上,周恩来说:“不能说马寅老对人口的某一两点没有可以斟酌之处。”1963年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我们提的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性的。我们不可能采取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那种分析和结论,那是反动的。但是,人口增加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马尔萨斯说了,我们就否定人口增殖力相当大。”)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探索之“(二)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中写道:“面对1953年至1957年的人口过速增长,周恩来及时指出,人多有人多的问题,人口多了会带来很多困难。60年代,他又指出人多是一个包袱。(1)人多引起经济建设的困难。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占有资源量下降。就土地而言,每个农民平均只有3亩地,在内地可以耕种的土地,几乎都耕种了,可耕土地再也不能增加。这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就人力而言,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点评:这是什么逻辑?)。(2)人多引起生活改善的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点评:粮食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0-231页。(3)人多引起教育发展的困难。生孩子多了,学龄儿童一定要多,现在有几百万,以后还可能到1000万以上,生出来不教育不行,教育就得办学校,不仅仅是小学,还要中学、大学。人口多不能走对外扩张的道路,应该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国内,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为照顾民族关系,不能大批地把汉族移民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和平建设,希望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中国不会走罗马帝国的道路,也不会侵犯别的国家,但应该有计划地生育。(点评:何止是不能对外扩张,还要将领土送给外国人!)    计划生育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1)“我们把人口加以控制,就可以使国家的负担减轻,积累增多,使我们的工业化的速度加快,科学技术水平很快提高,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富强起来。”同上书,第222页。(2)人的一生精力最旺盛、脑力最发达的时期是20岁到30岁。适当地晚婚和节育,就能把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上。青年“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利用大好时光增加知识,学点本事,努力劳动”。《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48页。 “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太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周恩来选集》,第445页。”)


(三)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全面成熟

周恩来始终关注着我国的人口形势, 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坚持了进一步探索,坚持提倡计划生育的原则不变, 同时进一步深化认识, 完善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在动乱中, 虽然周恩来的计划生育实践遭到百般阻挠和破坏,但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思想在此时期达到了全面成熟表现如下:

第一,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国情认识。60年代,周恩来提出: “人口多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具有这个好处了,如果现在还是无计划地让人口迅速增长,就不好了。”周恩来之所以首先承认人口多是一件好事,那是针对当时极“左”思潮对人口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的情况所说的。如果不运用策略方法提出问题,一味硬碰,不但丝毫不能有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而且会招致更大的损失因此,周恩来这种做法,体现了他对我国政治国情的深入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倡和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

第二,周恩来重视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不但加强了对这项工作意义的宣传,而且扩大了宣传范围。

在计划生育意义的宣传方面,针对开始时总有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个人私事,认为政府不应管这么多的思想,他超越了从前强调为了母婴健康、完善后代教育以及民族繁荣的基本意义的宣传,还从更高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加以阐述。他说:“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把个人的结婚和生育的时间推后一点,这不就是一个先公后私的问题吗?”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出发,他认为青年不宜过早恋爱结婚。适当的晚婚,可以把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上,进而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他还将计划生育的意义提高到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支持世界革命的原则高度上,他指出: “为我们的国家美好和后代幸福,也还要支持世界革命(点评:竟然还有这等事?!),我们都应该对我们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实行控制,有计划地生育。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这个原则高度,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过去我们仅仅限于讲要关心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教育,这还不够……”。

(周恩来说“首先要从宣传教育着手。晚婚、计划生育可以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增进儿童教育,减轻国家负担,这四大好处应该看到”。又说“你现在要大家都自觉,自觉的人口不要大增,自觉的要两个,青年晚婚,一下子提这么高的要求,不可能,那怎么办只有宣传教育”。周恩来说“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下一代得到更好的教育,必须提倡晚婚和节育。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这只是说,结婚不能比这再早了,而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都要结婚。”又说“人的一生,精力最旺盛、脑力最发达的时期是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一段,许多科学家都是这个年龄,在科学研究事业上打下了基础的。……如果青年过早地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就分了心,把精力消耗在生活间题上了”。周恩来并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晚婚事例来激励青年人晚婚晚育,他说“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工作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文学修养上,精神寄托就更高。我们革命的老一辈很多人从大革命或内战时参加革命一直抗日战争时才结婚,三十多四十岁左右才结婚,许多将军、元帅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不可以学习的”。

点评:十大元帅结婚都很早,他们后来是老婆死后续弦,或者是换了老婆;其它将军基本上都是因为共产党军队内女人严重缺乏,不好找。延安期间和建国初期上演很换老婆的丑剧。甚至有人因求爱不成而杀死意中人。


宣传范围也有所扩大。周恩来不但在对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报告中大力宣传计划生育工作的意义,而且他还指示: “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年不管结婚未结婚, 都可以讲给他们听,男婚女嫁这有什么秘密呀(点评:原来现在对幼儿性教育发源于此!),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在1963 年2 月1 日《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还强调: “这个问题不但在城市要大声疾呼,在农村也要大声疾呼。”……他号召对农村宣传教育的加强,为1965 年10 月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将计划生育的重点转向农村奠定了基础,表现了周恩来长远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周恩来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开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宣传。他讲到:“要宣传节制生育, 上海的经验证明,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还指出: “节育并不会损害身体健康,如指导得好。……晚婚对身体是不是有损害呢? 没有。”。


(让青年懂得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女孩子有月经以前,男孩子遗精、发生手淫以前,就应当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现在封建思想在这方面的影响还很大,把月经叫“倒霉”,怀孕害羞,说到生殖器官、性的问题就脸红。在小学、中学应当介绍这方面的知识。有人怕介绍这些知识,说看了反而学坏了。会有这种情况,但总是少数,要相信大多数。医学科学院负责组织写小册子,给小学、中学用,要有图。医学科学院要管这项工作。——对医务人员的讲话(1973年4月2日))


(作者补充:周恩来还提出要破除“多子多福”、“有儿才有后”等旧的人口观念。)

第三, 周恩来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明确目标。这一举措, 与50 年代中后期的一般意义上的号召,有实质上的不同。周恩来明确提出: “要求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净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一”。周恩来第一次提出这一具体目标是在1964 年12 月16 日《接见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 1965 年9 月正式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与斯诺的谈话中, 周恩来还向斯诺介绍了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即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2%以下, 并且指出1% 目标的实现是需要时间的。从“节制生育”到“计划生育”,又从计划生育到有具体指标要求的计划生育,显示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前进的轨迹


第四,周恩来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贯彻计划生育政策的方法和途径。

(1)要加强对控制生育的计划与研究。“必须对控制生育进行计划和研究……马克思、列宁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要来研究”。

(2)强调计划生育工作要有全局观念,要与其它方面协调解决。他在《对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解决人口控制问题,有多方面的问题,控制人口发展计划、城乡关系的如何安排、工农业布局、劳动力安排、教育方针、生理卫生知识的传播,还有有关晚婚和节育的各种政策和措施……”。

(3)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要处理好城乡间轻重缓急的关系,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周恩来指出: “首先要控制城市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应先抓城市, 农村要有重点地结合社教工作来抓”,“实施的时候还不能等量齐观,因为首先是城市更要着力嘛! ”

他强调,要加强技术指导和干部培训。

周恩来还特别阐述了自觉与限制的辩证关系。1963年7月他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次会议上指出“实行计划生育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有效的措施。过去有些政策是奖励生育,生孩子给多少布,结婚就有布,他反而结婚更快,更不是晚婚。过去在这方面提倡,现在要加以限制。”1965年11月他在接见中华医学会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的代表时说“一方面给他一些限制,工资限制他了,住房也限制他了,供应也限制他了第二让他自觉自愿。……计划生育绝对不能强迫命令,一定要自觉自愿。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又要启发他觉悟,自觉自愿,又要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规律来约束他一下,不然他就无限制了。等他自觉晚婚,等他自觉少生,要等到哪一代……等待他自觉,要到下一代了,或者下下一代了。等他认识了,儿女多了,他管不了,他还会怪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他提倡“自愿结合约束”,认为计划生育工作“不宣传不行, 不示范不行, 不试点也不行”。更为可喜的是,在周恩来的推动下,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导全国计划生育工作。这是50 年代没能做到的。


点评:(1)过渡时期过后就是强制。

(2)计划生育必须是强迫的,而且这种强迫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

(3)周恩来认为计划生育工作既不能强迫命令,也不能听其自然,“又要自觉自愿又要有所约束。”前面是掩护,真实手段是强制!


最后,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创造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新经验。周恩来在理论上, 系统提出了研究中国人口状况的十个问题,即控制城乡人口的比例;要实行晚婚、节育的政策及其有效的措施;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合理安排劳动力;适当地规定工资福利;要有严格的编制、定负;干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 要提倡面向农村, 面向劳苦大众;要不断地克服官僚主义。……这一系统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周恩来计划生育思想的全面成熟。同时,他提出“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的论述,划清了计划生育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界限,从而排除了“左”的干扰,在政治上,为我国人口工作者解放了思想,无论从当时还是从长远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点评:周恩来不信仰共产主义却将计划生育说成事共产主义的;既然中国早已不是共产主义国家,计划生育就应该停止!)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探索之“(三)计划生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写道:“在我国人口尚为7亿时,周恩来明确主张一对夫妇以生育两个孩子为宜,并赞同不再生育的措施最好是施行结扎手术。”)

(第一,关于劳动就业问题。首先周恩来联系人口问题分析了劳动就业安排的困难。要解决劳动就业的困难,长远的和根本的方略是注意解决人口过速增长和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较慢的矛盾,物质资料生产的有计划性和人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实行计划生育。“我们的国家不要忧愁10万万,这是在20世纪可以看到的。所以,一条就是怎么样有计划的生育,使我们的增长不要那么快,这是中心问题。”②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的一些补充和说明》,1957年9月26日。为了抑制人口的过速增长,周恩来重申他在1955年和1956年多次强调的晚婚和节育的主张。如何实现晚婚和节育?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的途径大抵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青年就业人员实行低工资,以工资等经济手段导向晚婚。二是各级领导和各类组织都要重视计划生育,向广大群众开展计划生育的教育。”②三是引导群众采取节育避孕的措施,破除羞谈避孕的风俗习气。……在劳动就业与人口问题上,毛泽东此时也说:“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但又说:“我***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这同周恩来在大会上苦口婆心力主晚婚和节育相比决不是五十步和百步的问题。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反冒进一次又一次升级。周恩来在重压之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之“二、对工资问题的探索”(曹应旺))


(四)周恩来的最后努力

70 年代上半期,正是周恩来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殊死斗争的最后时刻。1974年以后,周恩来由于健康原因基本上不出面了,但正是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周恩来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倾注了最后的心血。

他一再强调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强调计划生育的重要性,重申人口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根据多年的实践,他重申:“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并强调计划生育是件大事。为了在农村开发好计划生育工作,他坚持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嘱咐上山下乡的青年在农村代表率,并且提倡在青年中普及生理卫生知识和介绍性知识的工作,进一步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使之深入人心。

1971 年7月8日,周恩来亲自部署的国发( 71) 51 号文件下达,批准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 “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它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力争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作出显着成绩。”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四五”期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的要求。要求安排经费,在卫生部门建立计划生育机构,从而使停滞了五、六年之久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受到重视。从此,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又纳入正轨。

周恩来在提倡和领导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20 余年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过不断思考和探索,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构想并领导了它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正是随着我国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上下沉浮。周恩来在政治气候的千变万化中,长期地始终一贯地提倡并领导了计划生育这项千秋伟业,是难能可贵的。只有当我国从政治时代走向经济时代的转变完成以后,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才走向光明坦途,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启示。

       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地强推亡国灭种的计划生育1.1.1.1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计划生育的巨大差异 (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计划生育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周恩来将人口作为负担,认为人多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周恩来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始作俑者和第一推动者,从理论到政策、宣传都形成了一整套体系,从建国直到死掉始终将计划生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周恩来还将计划生育打造成一个伟大的事业,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周恩来对计划生育的性质、目的、意义、内容、要求、做法,等等, 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改革开放后,中国计划生育的理论和借口、政策法规、口号、策略和步骤、计划生育的科学技术工作、领导示范等基本来源于周恩来。如果将计划生育比作20层楼,前19层都是周恩来盖的,后来者不过是封顶罢了!

周恩来从对实行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和内容,到计划生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规定的制定,以及计划生育科学研究、避孕药具研制生产等工作,他都有明确的指示和要求。周恩来不论在党内外、军内外召开的各种会议上,还是在会见卫生医务人员、大学毕业生和外国记者时,或下乡下厂视察,他都满腔热情、积极认真地宣传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在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论文和各种批文中,都写计划生育。(点评:中国的事情,你给外国人说那么多作甚?另外是否有出卖国家机密之嫌?你不是搞间谍工作的吗?讲究守口如瓶?)

毛泽东则是在大量官员和专家学者的强烈呼吁下被动地敷衍了几句,但是毛泽东是乐观的,首先认为人是第一资源,其次认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可以降低生育率,再次毛泽东始终强调计划生育要靠自愿,这其实应该叫家庭计划,自愿的家庭计划在很多国家都实行过了的,不过,这些国家很快就后悔了,很多立即转入鼓励生育。


表1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计划生育的巨大差异


毛泽东

周恩来

对人口的态度

资源

负担

考虑计划生育

偶尔

几十年如一日

民族

平等

只计划汉族

决策过程

大辩论

一言堂,编造数据,大帽子压人,唆使众多打手上阵

手段

自愿

强制,多管齐下

对外国

偶尔提及

祥林嫂,透露出一些机密


邵力子和马寅初周恩来的同乡,都在1881年前后生于浙江绍兴。邵力子、马寅初不断地提出计划生育,周恩来为此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笑着对周恩来说了两句话,算是答复:“恩来啊,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这事从此被否决,但周恩来并没有放弃,还在支持着二老的意见。“文革”期间,他要求及早实行邵力子、马寅初在50年代初就提出的计划生育。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了“未必有此事”。

1963年6月,在大庆油田视察时,听到女职工李英积极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他十分高兴,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并同抱着孩子的李英专门合影留念。七十年代, 他对一位生了一个孩子就自觉不再生育的妇女谈话, 加以赞扬, 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

陈云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推动者,陈云还曾经担任了我国最早成立的计划生育机构的负责人。他当年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抗战期间,陈云就说过:毛主席一天吃一只鸡,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并不是因为他想吃鸡。

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生育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但是周恩来还是毫不动摇地宣传和继续抓紧计划生育工作。他认真传达和运用毛主席关于“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人口非控制不行”等指示来和“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就讲过:“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多了,生孩子的多了,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毛主席至少讲过三次……”1970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又强调,“凡是人口多的省、市要特别注意计划生育”。

周恩来还教导我们要学会运用抓主要矛盾的哲学观点,真正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他十分重视人口稠密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他在百忙中还亲自领导和组织推广城市和农村的试点和典型经验。

周恩来生前还十分重视计划生育的科学技术工作。在他身患重病时,还关心询问口服避孕药对妇女健康有无影响,副作用大小,群众欢迎接受程度,节育环有无副作用等。周恩来还亲自请一些人来,询问她们服药后的反应等,真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人民大会堂一位女服务员的爱人做了男性结扎手术,周恩来知道后很高兴,特地同这位女服务员合影留念。

周恩来抓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是在各种会上讲话,听下面的同志汇报工作,还善于自己搞调查研究,了解下情,了解真情,并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如研制新的避孕药,先问我们:“能不能研究?”研究一段时间后,又问我们:“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如何?有什么问题?能做到什么程度?”他指导工作非常具体细致,要求也很严,发现下面工作有不对的就明确指出来。

1971年,中央实施周恩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当时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就从1957年的6降到了1978年的2.6(点评:中国的世代更替率大约是2.3-2.4,2.6已经不需要计划生育啦)。

计划生育从1971年开始执行,此时正是毛泽东势力下降的时候,1974年全国很多地区也上演了扒房子等强制计划生育,当然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是1980年邓小平搞的。


(二)以民族区分生育政策的起源(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比较)

“这几年来人口的增长主要的还是汉族,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不大。所以,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原载《周恩来经济文选》)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495页)

比较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观点,他们是有原则区别的。毛泽东的设想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其实也就是“民族自治区”),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不执行计划生育(譬如新疆的汉人也可以生育很多孩子);在人口多的地方,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要推广计划生育。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一贯思路就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毛泽东从来没有提倡(更不用说强制执行)过只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至于周恩来的观点则纯粹是自虐,此公居然胡编乱造出什么“少数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鼓吹“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脑壳没烧坏吧?

还有一点,毛泽 东说的“计划生育”,是让人们充分讨论形成相关认识之后,自行去做计划,而不是由政府一刀切地强制执行一个标准。所以在毛 泽 东的时代,计划生育只用“提倡”两字,而不是命令方式,国家也只是使用提倡的方式来号召人们生一到两个孩子,但如果有人要坚持多生,国家也是不管的。另外,计划生育不等于只生一个,从毛 泽 东的讲话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只是反对生孩子由天定的情况。

考虑到毛泽东有时为了应付计划生育推手所说的话其实并不代表他本人意愿,而由于毛在世时,计划生育推手为了避免过度刺激毛泽东而有所妥协,所以,二者的真实态度其实差距还要大,计划生育推手的真实态度可以从它们掌权后力推的所谓坚持百年不动摇的仅仅针对汉族的一胎基本国策可以看出。


1.1.1.2  周恩来没有孩子的故事和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很类似

邓第一次偷偷背着周嗣子坠胎,二次难产孩子夭折而亡,加之赶上4.12血腥屠杀的血雨腥伏击普天下风,一直未到良好修养治疗致使落下终生不孕的结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周恩来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也是十分希望家有后人,代代相传的。但是,当他得知自己这一生将不会再有孩子后,他坦然地安慰邓颖超:“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周恩来与宋庆龄、宋美龄都没有子孙,而且周恩来和宋庆龄没有子孙的故事也相似。我们知道在一些宗教里面,圣女是不允许结婚的,更不允许有孩子,这似乎表明周恩来与宋庆龄、宋美龄在共济会内部地位还比较高,甚至可能高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共济会的老大往往是躲在幕后的,台面上的老大不是真正的老大!有报道称宋庆龄连警卫脸上的一个斑点都不能忍受,这样的女人会看上孙中山?

茅于轼很可能是汪精卫的三儿子可能表明共济会中某些成员不能留儿子(例如,将子女献祭给上帝)或者暗中培养私生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49865.shtml

周恩来在上海时的机要秘书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瑷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瑷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张锡瑷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因难产而死。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瑷的一页之地。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瑷的照片。张锡瑷的故事与邓颖超和宋庆龄及茅以滇等又何其相似!

周恩来不仅自己不要孩子,还不让亲戚生第三个孩子。1963年,周恩来的堂侄周华章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周恩来的侄子周荣庆到北京出差去看望周恩来伯父。伯父特意让周荣庆去看周华章一家,给周华章哥带去了40元钱,周荣庆还捎去了伯父的瞩咐:“你告诉华章,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生了。”(郭红敏. 周总理亲属的低调生活. )

  周恩来等推行计划生育大事记

我们的农业发展很不平衡,在地区的分布上,有的地区人口很密,每人平均得不到一二亩地;有很多地区则人口极少,移民也不容易一下都移了去。所以,在长期内发展生产要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就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我国的人口还在增加着。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这样估算太粗糙了吧?)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点评:胡说八道)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1954年2月25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关于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报告》和会议决议时说,目前提出避孕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写在决议上(有什么见不得人呢?)。这是截至目前能够看到的党和政府的会议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避孕和节育问题。

5月27日,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给邓小平写信,反映城市知识妇女要求节育的愿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邓小平批示给政务院秘书长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习仲勋说:“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卫生部对此似乎是不很积极的,请文委同卫生部讨论一下,问问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如他们同意,就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第二副书记的邓小平在“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斗争后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此时刚刚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所以,邓小平这次批示已不同于前一年,卫生部等有关部门开始对避孕和节制生育方面的管理有所松动。

1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召集国务院第二(文教)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座谈节制生育问题。刘少奇说:“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你能代表党吗?)。……应当赞成节育,不应反对反对也是一种自由啊!)。反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说节育不人道,这不对。说节育影响不好,这不是实际问题。”刘少奇还说:“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不要从商业问题上着眼,这是个人民需要的带政策性的问题。”

剩下来的只有两三万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这些人是得到供给制的好处的。他们儿女多,有保育费,还有一些不计算的待遇,比如房子、水电等等。一旦实行工资制,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担负,可能他们有一个时候的困难,但是为了整体利益,个人应该节约一些。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初期的办法,就是实行了工资制以后,对那些子女多的人还给一点帮助,今后新生的子女要是多起来,那就有了限制,三个以内的,他自己料理;三个以上的,最多津贴两个;五个以上的,就不管了。这就要在我们的干部中间提倡邵(力子)老提议的节育的办法。这样,中国人口是不是就减少了呢?大家相信,这是不会的。在城市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工厂职工,懂得多子女不仅是物质上的负担,首先是精神上的负担,教育不好。多子女的人在这一方面也要讲一点节育。——《节约和改善生活》(1955年2月3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根据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于1953年8月曾要求卫生部改正不允许海关进口避孕药械的通知,敦促抓紧下发对管制有所松动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这是可以追朔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改变态度,最早许可和提倡节制生育的线索和证据。


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3月1日,中央在批示中说:“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适当地宣传”是指刘少奇在座谈会上安排的不登报,只在党内通知,口头广泛宣传。这一批示是党中央向全党下发的有关节制生育的第一份文件。


1955年春天,印度大使馆邀请周恩来出席鸡尾酒会,周恩来邀请邵力子、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道参加。宴会中,邵力子对印度大使说:“印度人口增长太快,应加以控制。”马寅初接着也说:“印度人口要控制,中国人口也要控制。”邵力子点头,接着说:“中国人口有多少?说是5.7亿,实际上已经达到7亿。(点评:信口雌黄)中国若不控制人口,将来不得了。”周恩来在一边听着二老与印度大使谈人口,没有急于表态,只是等谈话快结束时,他才对三人说:“你们谈的是国家大事,我们国家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60年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29条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9月5日,周恩来回答英国记者电视访问时说,我们进行了计划生育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还在继续,这主要是为了保护母亲的健康和有利于儿童的教养,而不是由于什么“人口压力”(撒谎)……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资料,周恩来在1956年已经有几次关于计划生育的提法。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卫生问题时说,避孕要大力宣传。最近,我出去,访问了几个工人家庭。现在工人养两个孩子以上生活就困难,有孩子与没有孩子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差很大。在工人、职员中生育要有计划,别的都有计划了,为什么生育不能有计划呢?6月2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工资改革后对多子女生活困难补助问题时说,在文件中不好写上解决多子女的生活补助问题,写了就等于鼓励多生子女。避孕今后还是要大力提倡。我们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8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客人时说,从人类发展方面看,经济、文化、生产可以计划,为什么人类发展不可以计划?人类可以主宰一切物质生活,如对自己的生育都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的报告发表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上,所以,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对待节制生育的态度。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

六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十六万万亩(点评:似乎少说了?)。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的,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过三亩。城市人口不算,三亩多一点。要是五口人一家,一家就是一公顷,而人家总是一公顷半或者二公顷,乃至于十几公顷。至于欧洲国家的人均耕地那就更多了!(点评:拿外国人吓唬中国人就是从这里来的!)——《艰苦奋斗,建设国家》(1957年3月19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共同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1957年8月4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我国人多是好事,但是,由于我国的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还比较慢,也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我国旧社会遗留的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妥善处理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1957年9月26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1959年5月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费彝民时说:中国人口多,任何东西都要算两个账,一个是把生产增加的数字,除以六亿五千万,就不多了;一个是把每一个人多吃的数字乘六亿五千万,数字就不少了。


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至于人口稀的地方,像江西省的农村,或者边远的省、自治区,比如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那些地方多增加一些人是好的。这也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1962年2月7日)、《周恩来经济文选》

“晚婚和计划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我们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虽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是长处中也有麻烦。各方面都应该进行些宣传教育,单靠修改婚姻法是不行的。  提倡晚生育,把才智用到科学文化和事业上去。要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两个就够了,不吃亏了。节制生育。汉族人很多,不要怕灭种。在绝育问题上,男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提倡男的结扎输精管。据日本朋友讲,男的结扎输精管没有后遗症,最好由男的动手术但这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风气。 当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因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率。更不同意他的结论,即通过战争和瘟疫来解决人口问题。——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1963年2月26日)


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邵力子说:“……1957年毛主席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还讲,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危险的。早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也说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但是,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让我讲赶忙话,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没有那么困难了。

1962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对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应当严格加以控制。”

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开始倡导计划生育。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

1963年4月,周恩来到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考察工作。在当地干部陪同下,他视察了大田和社办工厂,问了许多问题,特别提到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中小学生入学率等问题。当言及升学率问题时,他笑着说“娃娃太多了

1963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1963年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关于“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作了重点讨论。大家深深体会到这是关系到我国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民族健康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大事。”

1963年7月13日,卫生部给周恩来呈送《关于建立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和有关节育技术队伍、经费等问题的请示报告》。“成立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建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并设立办事机构。”“由中央拨付计划生育工作专款。”

1963年11月,辽宁省省委、省人委制定《广泛深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规划草案》,明确规定了在招工、住房等问题上,照顾晚婚青年、限制生育第三胎以上的政策。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市委书记石西民任主任。区、县也成立相应机构,培训25万名宣传员,宣传国家、集体、个人关系;建立一支400人的技术队伍,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教育和节育手术。江苏省委、省人委发布《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知识的通知》。11月8日,云南省省委、省人委批转计划生育领导组《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根据一对夫妇生育孩子数“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原则,对省第三个孩子的夫妇予以必要限制。

196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第19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计划生育这件事,我们一个时候停了一下,现在要从积极方面来提倡计划生育。”

1963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回答中东通讯社记者问时说:“我们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是有利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妇女的健康,有利于后代的体质和教育。”

1964年1月,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政治部,研究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兼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5月21日,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计划生育指出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节育费用全部由财政负担。

现在有些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些。但在农村,这方面工作还不能一下子收到很大的效果。死亡率比出生率降低得还要快,老人活的长,婴儿死亡率更低。这是因为人民最低需要的生活资料有了改善,富裕当然说不上,但同旧中国比,则要好得多,这你是很清楚的。当然,拿中国现在的生活水平同美国的比,还低得多。但是,我们没有五百万失业人口。美国这部分人的家庭生活苦得很,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要高得多。在中国大家生活悬殊不大,这样死亡率就低了。  我们提倡计划生育。这方面工作在城市收效比较大,特别是学校、工厂、机关里的青年承认晚婚好,并且愿意结婚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需要时间。二十世纪内,如果能使中国人口净增率降到1%以下,那就太好了。现在,日本已经实现了这个指标。(点评:作者查找到的资料表明这时候的日本虽然人口出生率成下降到了世代更替率,但是人口增长率还是超过1%的,但是由于不够权威,请网友帮忙)——在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的谈话(1964年12月16日)

计划生育工作应先搞城市,农村要有重点地结合社教工作来搞,避免强迫命令、要求太急等。由计划生育办公室搞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领导,技术指导工作卫生部门要搞好。——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965年2月21日)


现在每年涌现出来的青年劳动后备军,在我们城市里起码是200万。小集镇不算,就说大中小城市,算一亿人口的话,2.5%就是250万。现在计划生育,就是把人口增长率压到2%,每 年也有200万。将来城市人口还要加一点的,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20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1%到1.5%,这就了不起了。当然可以做到。日本就做到了,日本现在整个人口增长率不到1%我们城市做到1%的可能性存在,那时也才能压到100万,由于那时城市人口总数增加了,也许会是一百几十万。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低成本,一切要按节约计算,每年需要增加的劳动力不会太多。我们现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低,将来要机械化、半机械化、电气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就要大大节约劳动力。因此每年总要有一部分青年后备劳动力下乡,发展农业。而且在农村中也要搞加工工业,将来也要搞小工业,城乡才好结合,并且还要吸收农村一部分人到城市来做工人,这样才好工农交流,才能利于将来从集体的农业变成全民的农业。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至少要看到今后十五年。——关于安置工作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28日)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中国人口在20世纪末生育率能降下来,皆大欢喜,最好避孕器械、药品不要收费,当然不是从明天起就不收费了。最好是口服药,省事。要说服农民晚婚,他们是要解决劳动力的,所以对晚婚和少生孩子不容易想通。避孕是个战略思想,要同备战、备荒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争取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争取二三十年内做到,要做长期工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8月23日)

1965年9、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应当转向农村。

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点评:拿大帽子压人)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我 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1月16日)

196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7月8日,国务院在[71]国发文51号《转发卫生部军管会、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口服避孕药是一件大事情,要列入1969年计划,要单独提出来……今年是宣传和试点,明年推广,后年普及……。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在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1月)

避孕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多了。打起仗来要人,但是多了也不好。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毛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毛主席讲,“计划生育是好事,但避孕药一要免费,二要有效”。要用起来不费事。男子总有点大男子主义,绝育手术总要女的去动。用器材有流弊,最好口服,最好针灸,我想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突破这个难关。现在美国、日本、西德避孕是比较有效的,但药要天天服,很麻烦。 毛主席的两条主张,今、明两年一定要实现。能生育的有个限期,按8亿人口计算,能生育的妇女不过经常在1.2亿至1.5亿,大约有1亿2000万妇女服药,每年也不过是1亿2000万元。总之,快要到8亿人口了,节育工作一定要抓好。各省要因地制宜讲一讲。今年药减价,明年免费,搞得好今年就可免费。——在全国计划座谈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3月24日)

计划生育宣传工作要和免费供应避孕药配合,物质和精神不能分家,精神要起更大的作用。免费供应避孕药,有的拿去不用,又生孩子,这是最大的浪费。主要还是靠宣传工作。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爱国卫生运动放在一起。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避孕药免费供应,又不要造成浪费。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的谈话(1970年6月26日)

避孕问题还有什么新办法?一个月服一次的药已经有了。最彻底的就是绝育男用的避孕药还没有解决。去年还有1000多万免费的药没有赠送出去,农村领了不服用,商业部门没有赠送出去,宣传和政策不落实。如果能晚婚,又有有效药物,人口增长率就有办法控制了。但这与文化有关,也急不得。能降到2%,然后再降到1%左右。在10年内降到1%至2%之间就不错。——在接见卫生部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时的谈话(1971年l月31日)

请参加中西医结合会议的同志留下,讨论计划生育问题。同志们要安下心来。计划生育是件大事,卫生工作开展好是个好事,但人口增长太快对国家计划不利,把计划生育搞好是大事。请同志们研究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我们的旧思想要扭转,认识要跟上。——在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结束前的讲话(1971年2月12日)

1970-1980,中央加大了人口工作力度,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于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特别是在城镇和工矿企业推行独生子女政策。

       有的出生率已经下降的地方,疏忽了一下,今年上半年出生率又提高了,不能疏忽。人口增长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现在,平均年龄高了,老年人多活几年,总是好事;婴儿死亡率低了,也很好嘛。这两头一增,就要求我们更好地抓紧计划生育。打仗也要青壮年人;壮年人多,也便于转移。平时、战时,计划生育都是需要的。(点评:打仗也要计划生育,脑子进水了!?)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接见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73年8月6日)

作者: 商水    时间: 2014-2-12 14:00
是计划经济提供的的就业岗位多还是市场经济?不考虑出口因素。
作者: 射箭    时间: 2014-9-4 09:31
强烈反对计划生育。
作者: 打死二货    时间: 2014-11-4 09:42
变态了
作者: 赢政221    时间: 2014-12-5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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